鄉村振興法有望2020年前發布 “人地錢”將獲制度保障!

2018-07-20  來自: 農業農村部新聞辦公室 瀏覽次數:707

鄉村振興法有望2020年前發布 “人地錢”將獲制度保障!|政策資訊-陜西省天行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

隨著鄉村振興戰略在全國各地持續推進,鄉村振興法也呼之欲出。


據媒體7月16日報道稱,鄉村振興法已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牽頭啟動了立法相關程序,預計到2020年前有望正式發布。


現階段,各有關部門正緊鑼密鼓地推進鄉村振興制度框架的建立。其中,審議發布《鄉村振興戰略規劃(2018-2022年)》全文已提上日程,中國農村工作條例也即將形成初稿,并在今年出臺。


受訪專家表示,鄉村振興法是作為鄉村振興戰略貫徹實施的重要路徑或手段。通過立法將鄉村振興戰略法定化,一為提高地方推行戰略的積極性,二為確保政策的長久,切實保障鄉村振興戰略所需的土地、資金、人才等要素落實到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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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鄉村振興戰略法定化


實際上,在此前中共中央、國務院發布的《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》(下稱《意見》)中,早已為鄉村振興立法埋下伏筆。


《意見》提出,“鄉村振興,治理有效是基礎。”“堅持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結合,確保鄉村社會充滿活力、和諧有序。”


尤其是在強化鄉村振興法治保障上,《意見》提出要抓緊研究制定鄉村振興法的有關工作,把行之有效的鄉村振興政策法定化,充分發揮立法在鄉村振興中的保障和推動作用。


7月16日,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劉義強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,此前農村發展一直是受政策驅動,而非法律保障。“‘一號文件’實際是政策,而非法律。農村治理與城市治理的區別就是農村法治化治理太低,導致農村社會基本框架彈性太大。”


這最終導致的后果就是資本、人才、土地等要素很多情況下在農村都無法可依。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,當前大多數法律基本屬應用于城市或社區,著力于推進城市法治建設和城市政府法治規范,涉及鄉村法治建設的相關法律和規章相對較少。這也從側面印證了劉義強的觀點。


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順曾對此分析稱,鄉村法治一直是我國“堅持法治國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會一體建設”的短板,制定鄉村振興法實際上是針對鄉村法治建設專門制定的一部法律,恰好是將發展的紅利從城市擴展到農村的一個重要體現。


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,鄉村振興的投入和組織動員等確實需要通過立法來保護,否則很難確保地方的積極性。而通過立法強化,恰可以更好地保障鄉村振興戰略所需要的土地、資金、人才等要素落實到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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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推動鄉村要素自由流動


很多學者認為,鄉村振興法的價值就是產生了一個基本框架,把很多問題確定下來,日后有關農村問題的處理,可以納入一個法治政府框架當中去思考。


劉義強曾走訪全國多地研究鄉村振興狀況,他發現影響當前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障礙,即是涉及振興鄉村的資金、土地與人才難以落地。“在資源要素的吸引方面,鄉村之于城市有天然的劣勢。”他說。


“因為缺乏穩定性,很多資本不敢流向農村,這極不利于農村形成一個完整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城鄉市場格局。”劉義強認為,“資本、人才不落地,鄉村振興就沒辦法實現。”


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而言,上述問題無疑都是鄉村振興法需要解決的。


李國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,此次啟動鄉村振興法相關程序,會涵蓋《意見》中提出的多個方面。包括樹立依法治理理念,強化法律在維護農民權益、規范市場運行、農業支持保護、生態環境治理、化解農村社會矛盾等方面的地位。


在他看來,鄉村振興法并不會出現新增的具體法律條文,而是將四個優先(在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,在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,在公共財政投入上優先保障,在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)通過法律的形式規范化,形成一定的約束力。“當然,制度的建構、程序的完善、標準的明確也都非常重要。”


也有學者指出,法律具有長期性,尤其是一項重大決策的法定化花費的時間更久。或許,這個立法過程要數年后才能結束,鄉村振興法不會在短期內出臺,鄉村振興法出臺前應該會有一個鄉村振興促進法、鄉村振興科技支撐方面的法律規則等先行形成。


在劉義強看來,鄉村振興法的形成路徑未必如此。他參考日本鄉村法律舉例,日本的有先例是設立一個法律整體框架,而后再根據地方實際增設一些條例。


“未來鄉村振興法應該是一個涵蓋包括財政、環保、城鄉規劃等多個方面的綜合性法律框架,而細節需要我們在隨后的實踐中去填充。”他說,這也避免了由某個部門主導造成的“割裂”。


實際上,在《意見》中就有專門的表述,要及時修改和廢止不適應的法律法規;各地可以從本地鄉村發展實際需要出發,制定促進鄉村振興的地方性法規、地方政府規章。


但上述專家都強調,無論鄉村振興法最終選擇何種形成路徑,都是為了推動鄉村要素自由流動。


以往,“一號文件”政策發布,各省各市縣對其理解和投入都不相同,而設立鄉村振興法即規范了這種不同,至少會規定一個標準。


“類似財政對于農村的補貼占比統一了,各地就必須按照這種法律去執行。”劉義強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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